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属灵的长辈，我来自中国上海。我本来是教师，一九六○年因为反对毛的‘三面红旗’，被打成反革命，判处七年有期徒刑，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－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。一九六三年，因监房调动，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面，同一个小组，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；从此，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。

提篮桥监狱相当大，一共有十幢楼房，每幢楼房（即每个监房）有六个楼面，每个楼面有九十个房间。如果平均计算，每个房间关三个人，一个监房就可以关一千六百二十个人。这么大的监狱里，在几万个人当中，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。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，我和他相处前后一共九年，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。感谢赞美主，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，直到他被主提走前两天，我们才分开。

二十三年前，我在上海和余洁麟弟兄相遇时，我曾问过他，倪伯伯这么好的人，一生爱主，为什么这么苦？今天经过训练我才清楚看到，这就是他的职事，就是受苦的职事。虽然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他今天的职事，全世界都接受了。他虽然什么也没有得着，但是他得着了主。他的返照是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主，他是瓦器，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。弟兄姊妹，我亲身看到他一生所经历的，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。今天下午，我只能举一、两个例子。

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，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，年纪又大，步履艰难。我们住的地方，离开食堂大概有六、七十米远。我们是住在下面，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。到食堂去打饭，要爬过两个陡坡。这对倪伯伯来讲，根本办不到。所以每天三顿饭，都是我帮他打，带回来吃。忽然有一天，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。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打饭。我说，‘他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，我帮他打饭，照顾他，是应该的。’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，对我说，‘胡说，他是装病，让他自己去打饭，以后不要你帮他打。’这很清楚，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。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。

过了几天，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，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，狱警已经通知，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，他要自己来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只得回到宿舍里，一五一十的把情况告诉倪伯伯。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，我叫他赶紧想办法。我就坐在他旁边，等他拿主意。等了很久，他终于开口，他说，‘我愿凡事顺其自然。’我听了他的话，大吃一惊。我真是又气又急，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。‘你不想吃饭阿？’我不想去顶撞他，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。后来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，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，今天我劳动累了，我要多买一两。食堂不会怀疑我。我就打六两饭，回来后，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，他年纪很大，二两饭就彀了。我吃四两，虽然少一点，但还可以过得去。就这样，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。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。

一九七一年，有一天狱警叫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。原来信上写着，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，断了两根肋骨，正在医院抢救。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，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，要求回上海探亲，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。照理，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，不是罪犯了。但是一九六六年，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，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；按照规定，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，为期半个月。我想，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？

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，让我们考虑考虑。后来又说，你心脏病这么厉害，路都走不了，怎么回上海？倪伯伯对他们说，我可以陪他回去。但狱警又说再考虑考虑，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。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，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，‘你回去干什么？你又不是医生。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，我们了解过了。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，我们不批准。’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，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，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。他默默的祷告。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，就问我：‘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？’我说，‘没有，他是在作气功。’后来狱警也来问我，我也照样的回答他，没有。但是我知道，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。

终于有一天中午，我收工回来，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，原来倪伯母去世了。倪伯伯很悲伤。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；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，要求回上海奔丧。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？想不到左等右等，还是不批准。狱警说，‘人已经死了，你回去有什么用？’弟兄姊妹，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？倪伯伯心痛阿！他忍受下来了，九个月以后，倪伯伯也离开了我们。

在他离世前不久，他向我题到一个人，说，‘你出去以后，要去找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李常受。’他看出我有可能出狱，所以他说，‘你见到李常受，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他。你见到他，就是见到我。他的话，就是我的话。’所以在倪伯伯心中，李弟兄是一位最好的弟兄。

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，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喊：‘主阿，我爱你。’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随处喊：‘主阿，我爱你。’但是当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，是不能喊的。倪伯伯一生爱主，却有二十年之久受限制，人不准他喊一声：‘主阿，我爱你。’你们想一想，如果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：‘亲爱的母亲，我爱你。’不准你喊一声：‘亲爱的女儿，我爱你。’或者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：‘妻子，我爱你。’你受得了么？然而倪伯伯忍受了这一切。今天让我们因着他，一起高声喊：‘哦，主阿，我爱你！’
与倪弟兄一同坐监之弟兄的见证 
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属灵的长辈，我来自中国上海。我本来是教师，一九六○年因为反对毛的‘三面红旗’，被打成反革命，判处七年有期徒刑，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－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。一九六三年，因监房调动，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面，同一个小组，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；从此，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。

提篮桥监狱相当大，一共有十幢楼房，每幢楼房（即每个监房）有六个楼面，每个楼面有九十个房间。如果平均计算，每个房间关三个人，一个监房就可以关一千六百二十个人。这么大的监狱里，在几万个人当中，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。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，我和他相处前后一共九年，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。感谢赞美主，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，直到他被主提走前两天，我们才分开。

二十三年前，我在上海和余洁麟弟兄相遇时，我曾问过他，倪伯伯这么好的人，一生爱主，为什么这么苦？今天经过训练我才清楚看到，这就是他的职事，就是受苦的职事。虽然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他今天的职事，全世界都接受了。他虽然什么也没有得着，但是他得着了主。他的返照是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主，他是瓦器，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。弟兄姊妹，我亲身看到他一生所经历的，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。今天下午，我只能举一、两个例子。

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，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，年纪又大，步履艰难。我们住的地方，离开食堂大概有六、七十米远。我们是住在下面，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。到食堂去打饭，要爬过两个陡坡。这对倪伯伯来讲，根本办不到。所以每天三顿饭，都是我帮他打，带回来吃。忽然有一天，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。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打饭。我说，‘他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，我帮他打饭，照顾他，是应该的。’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，对我说，‘胡说，他是装病，让他自己去打饭，以后不要你帮他打。’这很清楚，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。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。

过了几天，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，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，狱警已经通知，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，他要自己来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只得回到宿舍里，一五一十的把情况告诉倪伯伯。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，我叫他赶紧想办法。我就坐在他旁边，等他拿主意。等了很久，他终于开口，他说，‘我愿凡事顺其自然。’我听了他的话，大吃一惊。我真是又气又急，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。‘你不想吃饭阿？’我不想去顶撞他，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。后来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，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，今天我劳动累了，我要多买一两。食堂不会怀疑我。我就打六两饭，回来后，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，他年纪很大，二两饭就彀了。我吃四两，虽然少一点，但还可以过得去。就这样，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。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。

一九七一年，有一天狱警叫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。原来信上写着，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，断了两根肋骨，正在医院抢救。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，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，要求回上海探亲，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。照理，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，不是罪犯了。但是一九六六年，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，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；按照规定，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，为期半个月。我想，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？

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，让我们考虑考虑。后来又说，你心脏病这么厉害，路都走不了，怎么回上海？倪伯伯对他们说，我可以陪他回去。但狱警又说再考虑考虑，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。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，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，‘你回去干什么？你又不是医生。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，我们了解过了。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，我们不批准。’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，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，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。他默默的祷告。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，就问我：‘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？’我说，‘没有，他是在作气功。’后来狱警也来问我，我也照样的回答他，没有。但是我知道，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。

终于有一天中午，我收工回来，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，原来倪伯母去世了。倪伯伯很悲伤。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；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，要求回上海奔丧。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？想不到左等右等，还是不批准。狱警说，‘人已经死了，你回去有什么用？’弟兄姊妹，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？倪伯伯心痛阿！他忍受下来了，九个月以后，倪伯伯也离开了我们。

在他离世前不久，他向我题到一个人，说，‘你出去以后，要去找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李常受。’他看出我有可能出狱，所以他说，‘你见到李常受，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他。你见到他，就是见到我。他的话，就是我的话。’所以在倪伯伯心中，李弟兄是一位最好的弟兄。

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，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喊：‘主阿，我爱你。’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随处喊：‘主阿，我爱你。’但是当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，是不能喊的。倪伯伯一生爱主，却有二十年之久受限制，人不准他喊一声：‘主阿，我爱你。’你们想一想，如果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：‘亲爱的母亲，我爱你。’不准你喊一声：‘亲爱的女儿，我爱你。’或者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：‘妻子，我爱你。’你受得了么？然而倪伯伯忍受了这一切。今天让我们因着他，一起高声喊：‘哦，主阿，我爱你！’
与倪弟兄一同坐监之弟兄的见证 
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属灵的长辈，我来自中国上海。我本来是教师，一九六○年因为反对毛的‘三面红旗’，被打成反革命，判处七年有期徒刑，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－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。一九六三年，因监房调动，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面，同一个小组，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；从此，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。

提篮桥监狱相当大，一共有十幢楼房，每幢楼房（即每个监房）有六个楼面，每个楼面有九十个房间。如果平均计算，每个房间关三个人，一个监房就可以关一千六百二十个人。这么大的监狱里，在几万个人当中，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。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，我和他相处前后一共九年，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。感谢赞美主，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，直到他被主提走前两天，我们才分开。

二十三年前，我在上海和余洁麟弟兄相遇时，我曾问过他，倪伯伯这么好的人，一生爱主，为什么这么苦？今天经过训练我才清楚看到，这就是他的职事，就是受苦的职事。虽然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他今天的职事，全世界都接受了。他虽然什么也没有得着，但是他得着了主。他的返照是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主，他是瓦器，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。弟兄姊妹，我亲身看到他一生所经历的，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。今天下午，我只能举一、两个例子。

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，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，年纪又大，步履艰难。我们住的地方，离开食堂大概有六、七十米远。我们是住在下面，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。到食堂去打饭，要爬过两个陡坡。这对倪伯伯来讲，根本办不到。所以每天三顿饭，都是我帮他打，带回来吃。忽然有一天，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。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打饭。我说，‘他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，我帮他打饭，照顾他，是应该的。’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，对我说，‘胡说，他是装病，让他自己去打饭，以后不要你帮他打。’这很清楚，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。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