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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倪弟兄一同坐监之弟兄的见证

A-A+作者:admin日期:2013/4/19来源:网络点击:  字体:   

各位弟兄姊妹,各位属灵的长辈,我来自中国上海。我本来是教师,一九六○年因为反对毛的‘三面红旗’,被打成反革命,判处七年有期徒刑,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-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。一九六三年,因监房调动,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面,同一个小组,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;从此,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。

提篮桥监狱相当大,一共有十幢楼房,每幢楼房(即每个监房)有六个楼面,每个楼面有九十个房间。如果平均计算,每个房间关三个人,一个监房就可以关一千六百二十个人。这么大的监狱里,在几万个人当中,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。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,我和他相处前后一共九年,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。感谢赞美主,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,直到他被主提走前两天,我们才分开。

二十三年前,我在上海和余洁麟弟兄相遇时,我曾问过他,倪伯伯这么好的人,一生爱主,为什么这么苦?今天经过训练我才清楚看到,这就是他的职事,就是受苦的职事。虽然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,但是他今天的职事,全世界都接受了。他虽然什么也没有得着,但是他得着了主。他的返照是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主,他是瓦器,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。弟兄姊妹,我亲身看到他一生所经历的,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。今天下午,我只能举一、两个例子。

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,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,年纪又大,步履艰难。我们住的地方,离开食堂大概有六、七十米远。我们是住在下面,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。到食堂去打饭,要爬过两个陡坡。这对倪伯伯来讲,根本办不到。所以每天三顿饭,都是我帮他打,带回来吃。忽然有一天,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。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打饭。我说,‘他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,我帮他打饭,照顾他,是应该的。’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,对我说,‘胡说,他是装病,让他自己去打饭,以后不要你帮他打。’这很清楚,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。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。

过了几天,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,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,狱警已经通知,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,他要自己来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只得回到宿舍里,一五一十的把情况告诉倪伯伯。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,我叫他赶紧想办法。我就坐在他旁边,等他拿主意。等了很久,他终于开口,他说,‘我愿凡事顺其自然。’我听了他的话,大吃一惊。我真是又气又急,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。‘你不想吃饭阿?’我不想去顶撞他,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。后来,我想到一个办法,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,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,今天我劳动累了,我要多买一两。食堂不会怀疑我。我就打六两饭,回来后,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,他年纪很大,二两饭就彀了。我吃四两,虽然少一点,但还可以过得去。就这样,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。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。

一九七一年,有一天狱警叫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。原来信上写着,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,断了两根肋骨,正在医院抢救。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,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,要求回上海探亲,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。照理,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,不是罪犯了。但是一九六六年,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,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;按照规定,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,为期半个月。我想,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,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?

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,让我们考虑考虑。后来又说,你心脏病这么厉害,路都走不了,怎么回上海?倪伯伯对他们说,我可以陪他回去。但狱警又说再考虑考虑,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。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,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,‘你回去干什么?你又不是医生。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,我们了解过了。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,我们不批准。’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,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,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。他默默的祷告。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,就问我:‘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?’我说,‘没有,他是在作气功。’后来狱警也来问我,我也照样的回答他,没有。但是我知道,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。

终于有一天中午,我收工回来,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,原来倪伯母去世了。倪伯伯很悲伤。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;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,要求回上海奔丧。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?想不到左等右等,还是不批准。狱警说,‘人已经死了,你回去有什么用?’弟兄姊妹,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?倪伯伯心痛阿!他忍受下来了,九个月以后,倪伯伯也离开了我们。

在他离世前不久,他向我题到一个人,说,‘你出去以后,要去找一个人,他的名字叫李常受。’他看出我有可能出狱,所以他说,‘你见到李常受,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他。你见到他,就是见到我。他的话,就是我的话。’所以在倪伯伯心中,李弟兄是一位最好的弟兄。

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,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喊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随处喊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但是当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,是不能喊的。倪伯伯一生爱主,却有二十年之久受限制,人不准他喊一声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你们想一想,如果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:‘亲爱的母亲,我爱你。’不准你喊一声:‘亲爱的女儿,我爱你。’或者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:‘妻子,我爱你。’你受得了么?然而倪伯伯忍受了这一切。今天让我们因着他,一起高声喊:‘哦,主阿,我爱你!’
与倪弟兄一同坐监之弟兄的见证
各位弟兄姊妹,各位属灵的长辈,我来自中国上海。我本来是教师,一九六○年因为反对毛的‘三面红旗’,被打成反革命,判处七年有期徒刑,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-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。一九六三年,因监房调动,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面,同一个小组,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;从此,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。

提篮桥监狱相当大,一共有十幢楼房,每幢楼房(即每个监房)有六个楼面,每个楼面有九十个房间。如果平均计算,每个房间关三个人,一个监房就可以关一千六百二十个人。这么大的监狱里,在几万个人当中,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。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,我和他相处前后一共九年,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。感谢赞美主,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,直到他被主提走前两天,我们才分开。

二十三年前,我在上海和余洁麟弟兄相遇时,我曾问过他,倪伯伯这么好的人,一生爱主,为什么这么苦?今天经过训练我才清楚看到,这就是他的职事,就是受苦的职事。虽然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,但是他今天的职事,全世界都接受了。他虽然什么也没有得着,但是他得着了主。他的返照是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主,他是瓦器,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。弟兄姊妹,我亲身看到他一生所经历的,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。今天下午,我只能举一、两个例子。

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,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,年纪又大,步履艰难。我们住的地方,离开食堂大概有六、七十米远。我们是住在下面,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。到食堂去打饭,要爬过两个陡坡。这对倪伯伯来讲,根本办不到。所以每天三顿饭,都是我帮他打,带回来吃。忽然有一天,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。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打饭。我说,‘他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,我帮他打饭,照顾他,是应该的。’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,对我说,‘胡说,他是装病,让他自己去打饭,以后不要你帮他打。’这很清楚,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。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。

过了几天,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,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,狱警已经通知,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,他要自己来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只得回到宿舍里,一五一十的把情况告诉倪伯伯。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,我叫他赶紧想办法。我就坐在他旁边,等他拿主意。等了很久,他终于开口,他说,‘我愿凡事顺其自然。’我听了他的话,大吃一惊。我真是又气又急,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。‘你不想吃饭阿?’我不想去顶撞他,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。后来,我想到一个办法,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,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,今天我劳动累了,我要多买一两。食堂不会怀疑我。我就打六两饭,回来后,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,他年纪很大,二两饭就彀了。我吃四两,虽然少一点,但还可以过得去。就这样,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。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。

一九七一年,有一天狱警叫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。原来信上写着,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,断了两根肋骨,正在医院抢救。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,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,要求回上海探亲,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。照理,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,不是罪犯了。但是一九六六年,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,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;按照规定,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,为期半个月。我想,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,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?

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,让我们考虑考虑。后来又说,你心脏病这么厉害,路都走不了,怎么回上海?倪伯伯对他们说,我可以陪他回去。但狱警又说再考虑考虑,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。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,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,‘你回去干什么?你又不是医生。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,我们了解过了。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,我们不批准。’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,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,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。他默默的祷告。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,就问我:‘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?’我说,‘没有,他是在作气功。’后来狱警也来问我,我也照样的回答他,没有。但是我知道,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。

终于有一天中午,我收工回来,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,原来倪伯母去世了。倪伯伯很悲伤。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;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,要求回上海奔丧。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?想不到左等右等,还是不批准。狱警说,‘人已经死了,你回去有什么用?’弟兄姊妹,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?倪伯伯心痛阿!他忍受下来了,九个月以后,倪伯伯也离开了我们。

在他离世前不久,他向我题到一个人,说,‘你出去以后,要去找一个人,他的名字叫李常受。’他看出我有可能出狱,所以他说,‘你见到李常受,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他。你见到他,就是见到我。他的话,就是我的话。’所以在倪伯伯心中,李弟兄是一位最好的弟兄。

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,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喊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随处喊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但是当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,是不能喊的。倪伯伯一生爱主,却有二十年之久受限制,人不准他喊一声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你们想一想,如果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:‘亲爱的母亲,我爱你。’不准你喊一声:‘亲爱的女儿,我爱你。’或者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:‘妻子,我爱你。’你受得了么?然而倪伯伯忍受了这一切。今天让我们因着他,一起高声喊:‘哦,主阿,我爱你!’
与倪弟兄一同坐监之弟兄的见证
各位弟兄姊妹,各位属灵的长辈,我来自中国上海。我本来是教师,一九六○年因为反对毛的‘三面红旗’,被打成反革命,判处七年有期徒刑,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-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。一九六三年,因监房调动,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面,同一个小组,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;从此,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。

提篮桥监狱相当大,一共有十幢楼房,每幢楼房(即每个监房)有六个楼面,每个楼面有九十个房间。如果平均计算,每个房间关三个人,一个监房就可以关一千六百二十个人。这么大的监狱里,在几万个人当中,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。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,我和他相处前后一共九年,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。感谢赞美主,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,直到他被主提走前两天,我们才分开。

二十三年前,我在上海和余洁麟弟兄相遇时,我曾问过他,倪伯伯这么好的人,一生爱主,为什么这么苦?今天经过训练我才清楚看到,这就是他的职事,就是受苦的职事。虽然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,但是他今天的职事,全世界都接受了。他虽然什么也没有得着,但是他得着了主。他的返照是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主,他是瓦器,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。弟兄姊妹,我亲身看到他一生所经历的,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。今天下午,我只能举一、两个例子。

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,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,年纪又大,步履艰难。我们住的地方,离开食堂大概有六、七十米远。我们是住在下面,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。到食堂去打饭,要爬过两个陡坡。这对倪伯伯来讲,根本办不到。所以每天三顿饭,都是我帮他打,带回来吃。忽然有一天,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。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打饭。我说,‘他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,我帮他打饭,照顾他,是应该的。’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,对我说,‘胡说,他是装病,让他自己去打饭,以后不要你帮他打。’这很清楚,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。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。

过了几天,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,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,狱警已经通知,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,他要自己来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只得回到宿舍里,一五一十的把情况告诉倪伯伯。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,我叫他赶紧想办法。我就坐在他旁边,等他拿主意。等了很久,他终于开口,他说,‘我愿凡事顺其自然。’我听了他的话,大吃一惊。我真是又气又急,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。‘你不想吃饭阿?’我不想去顶撞他,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。后来,我想到一个办法,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,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,今天我劳动累了,我要多买一两。食堂不会怀疑我。我就打六两饭,回来后,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,他年纪很大,二两饭就彀了。我吃四两,虽然少一点,但还可以过得去。就这样,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。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。

一九七一年,有一天狱警叫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。原来信上写着,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,断了两根肋骨,正在医院抢救。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,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,要求回上海探亲,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。照理,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,不是罪犯了。但是一九六六年,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,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;按照规定,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,为期半个月。我想,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,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?

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,让我们考虑考虑。后来又说,你心脏病这么厉害,路都走不了,怎么回上海?倪伯伯对他们说,我可以陪他回去。但狱警又说再考虑考虑,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。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,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,‘你回去干什么?你又不是医生。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,我们了解过了。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,我们不批准。’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,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,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。他默默的祷告。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,就问我:‘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?’我说,‘没有,他是在作气功。’后来狱警也来问我,我也照样的回答他,没有。但是我知道,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。

终于有一天中午,我收工回来,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,原来倪伯母去世了。倪伯伯很悲伤。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;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,要求回上海奔丧。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?想不到左等右等,还是不批准。狱警说,‘人已经死了,你回去有什么用?’弟兄姊妹,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?倪伯伯心痛阿!他忍受下来了,九个月以后,倪伯伯也离开了我们。

在他离世前不久,他向我题到一个人,说,‘你出去以后,要去找一个人,他的名字叫李常受。’他看出我有可能出狱,所以他说,‘你见到李常受,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他。你见到他,就是见到我。他的话,就是我的话。’所以在倪伯伯心中,李弟兄是一位最好的弟兄。

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,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喊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随处喊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但是当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,是不能喊的。倪伯伯一生爱主,却有二十年之久受限制,人不准他喊一声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你们想一想,如果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:‘亲爱的母亲,我爱你。’不准你喊一声:‘亲爱的女儿,我爱你。’或者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:‘妻子,我爱你。’你受得了么?然而倪伯伯忍受了这一切。今天让我们因着他,一起高声喊:‘哦,主阿,我爱你!’
与倪弟兄一同坐监之弟兄的见证
各位弟兄姊妹,各位属灵的长辈,我来自中国上海。我本来是教师,一九六○年因为反对毛的‘三面红旗’,被打成反革命,判处七年有期徒刑,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-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。一九六三年,因监房调动,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面,同一个小组,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;从此,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。

提篮桥监狱相当大,一共有十幢楼房,每幢楼房(即每个监房)有六个楼面,每个楼面有九十个房间。如果平均计算,每个房间关三个人,一个监房就可以关一千六百二十个人。这么大的监狱里,在几万个人当中,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。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,我和他相处前后一共九年,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。感谢赞美主,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,直到他被主提走前两天,我们才分开。

二十三年前,我在上海和余洁麟弟兄相遇时,我曾问过他,倪伯伯这么好的人,一生爱主,为什么这么苦?今天经过训练我才清楚看到,这就是他的职事,就是受苦的职事。虽然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,但是他今天的职事,全世界都接受了。他虽然什么也没有得着,但是他得着了主。他的返照是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主,他是瓦器,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。弟兄姊妹,我亲身看到他一生所经历的,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。今天下午,我只能举一、两个例子。

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,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,年纪又大,步履艰难。我们住的地方,离开食堂大概有六、七十米远。我们是住在下面,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。到食堂去打饭,要爬过两个陡坡。这对倪伯伯来讲,根本办不到。所以每天三顿饭,都是我帮他打,带回来吃。忽然有一天,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。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打饭。我说,‘他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,我帮他打饭,照顾他,是应该的。’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,对我说,‘胡说,他是装病,让他自己去打饭,以后不要你帮他打。’这很清楚,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。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。

过了几天,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,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,狱警已经通知,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,他要自己来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只得回到宿舍里,一五一十的把情况告诉倪伯伯。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,我叫他赶紧想办法。我就坐在他旁边,等他拿主意。等了很久,他终于开口,他说,‘我愿凡事顺其自然。’我听了他的话,大吃一惊。我真是又气又急,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。‘你不想吃饭阿?’我不想去顶撞他,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。后来,我想到一个办法,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,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,今天我劳动累了,我要多买一两。食堂不会怀疑我。我就打六两饭,回来后,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,他年纪很大,二两饭就彀了。我吃四两,虽然少一点,但还可以过得去。就这样,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。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。

一九七一年,有一天狱警叫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。原来信上写着,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,断了两根肋骨,正在医院抢救。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,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,要求回上海探亲,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。照理,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,不是罪犯了。但是一九六六年,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,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;按照规定,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,为期半个月。我想,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,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?

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,让我们考虑考虑。后来又说,你心脏病这么厉害,路都走不了,怎么回上海?倪伯伯对他们说,我可以陪他回去。但狱警又说再考虑考虑,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。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,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,‘你回去干什么?你又不是医生。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,我们了解过了。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,我们不批准。’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,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,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。他默默的祷告。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,就问我:‘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?’我说,‘没有,他是在作气功。’后来狱警也来问我,我也照样的回答他,没有。但是我知道,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。

终于有一天中午,我收工回来,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,原来倪伯母去世了。倪伯伯很悲伤。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;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,要求回上海奔丧。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?想不到左等右等,还是不批准。狱警说,‘人已经死了,你回去有什么用?’弟兄姊妹,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?倪伯伯心痛阿!他忍受下来了,九个月以后,倪伯伯也离开了我们。

在他离世前不久,他向我题到一个人,说,‘你出去以后,要去找一个人,他的名字叫李常受。’他看出我有可能出狱,所以他说,‘你见到李常受,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他。你见到他,就是见到我。他的话,就是我的话。’所以在倪伯伯心中,李弟兄是一位最好的弟兄。

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,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喊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随处喊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但是当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,是不能喊的。倪伯伯一生爱主,却有二十年之久受限制,人不准他喊一声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你们想一想,如果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:‘亲爱的母亲,我爱你。’不准你喊一声:‘亲爱的女儿,我爱你。’或者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:‘妻子,我爱你。’你受得了么?然而倪伯伯忍受了这一切。今天让我们因着他,一起高声喊:‘哦,主阿,我爱你!’
与倪弟兄一同坐监之弟兄的见证
各位弟兄姊妹,各位属灵的长辈,我来自中国上海。我本来是教师,一九六○年因为反对毛的‘三面红旗’,被打成反革命,判处七年有期徒刑,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-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。一九六三年,因监房调动,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面,同一个小组,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;从此,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。

提篮桥监狱相当大,一共有十幢楼房,每幢楼房(即每个监房)有六个楼面,每个楼面有九十个房间。如果平均计算,每个房间关三个人,一个监房就可以关一千六百二十个人。这么大的监狱里,在几万个人当中,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。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,我和他相处前后一共九年,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。感谢赞美主,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,直到他被主提走前两天,我们才分开。

二十三年前,我在上海和余洁麟弟兄相遇时,我曾问过他,倪伯伯这么好的人,一生爱主,为什么这么苦?今天经过训练我才清楚看到,这就是他的职事,就是受苦的职事。虽然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,但是他今天的职事,全世界都接受了。他虽然什么也没有得着,但是他得着了主。他的返照是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主,他是瓦器,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。弟兄姊妹,我亲身看到他一生所经历的,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。今天下午,我只能举一、两个例子。

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,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,年纪又大,步履艰难。我们住的地方,离开食堂大概有六、七十米远。我们是住在下面,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。到食堂去打饭,要爬过两个陡坡。这对倪伯伯来讲,根本办不到。所以每天三顿饭,都是我帮他打,带回来吃。忽然有一天,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。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打饭。我说,‘他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,我帮他打饭,照顾他,是应该的。’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,对我说,‘胡说,他是装病,让他自己去打饭,以后不要你帮他打。’这很清楚,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。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。

过了几天,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,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,狱警已经通知,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,他要自己来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只得回到宿舍里,一五一十的把情况告诉倪伯伯。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,我叫他赶紧想办法。我就坐在他旁边,等他拿主意。等了很久,他终于开口,他说,‘我愿凡事顺其自然。’我听了他的话,大吃一惊。我真是又气又急,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。‘你不想吃饭阿?’我不想去顶撞他,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。后来,我想到一个办法,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,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,今天我劳动累了,我要多买一两。食堂不会怀疑我。我就打六两饭,回来后,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,他年纪很大,二两饭就彀了。我吃四两,虽然少一点,但还可以过得去。就这样,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。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。

一九七一年,有一天狱警叫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。原来信上写着,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,断了两根肋骨,正在医院抢救。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,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,要求回上海探亲,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。照理,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,不是罪犯了。但是一九六六年,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,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;按照规定,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,为期半个月。我想,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,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?

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,让我们考虑考虑。后来又说,你心脏病这么厉害,路都走不了,怎么回上海?倪伯伯对他们说,我可以陪他回去。但狱警又说再考虑考虑,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。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,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,‘你回去干什么?你又不是医生。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,我们了解过了。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,我们不批准。’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,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,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。他默默的祷告。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,就问我:‘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?’我说,‘没有,他是在作气功。’后来狱警也来问我,我也照样的回答他,没有。但是我知道,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。

终于有一天中午,我收工回来,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,原来倪伯母去世了。倪伯伯很悲伤。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;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,要求回上海奔丧。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?想不到左等右等,还是不批准。狱警说,‘人已经死了,你回去有什么用?’弟兄姊妹,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?倪伯伯心痛阿!他忍受下来了,九个月以后,倪伯伯也离开了我们。

在他离世前不久,他向我题到一个人,说,‘你出去以后,要去找一个人,他的名字叫李常受。’他看出我有可能出狱,所以他说,‘你见到李常受,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他。你见到他,就是见到我。他的话,就是我的话。’所以在倪伯伯心中,李弟兄是一位最好的弟兄。

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,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喊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随处喊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但是当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,是不能喊的。倪伯伯一生爱主,却有二十年之久受限制,人不准他喊一声:‘主阿,我爱你。’你们想一想,如果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:‘亲爱的母亲,我爱你。’不准你喊一声:‘亲爱的女儿,我爱你。’或者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:‘妻子,我爱你。’你受得了么?然而倪伯伯忍受了这一切。今天让我们因着他,一起高声喊:‘哦,主阿,我爱你!’

标签: 倪柝声,李常受,见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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